中國大學生歷來是關注焦點，任何新聞，只要和大學生扯上了，都是熱門。前段日子，有個記者叫陳傑人，一度成為知名人物，他也沒做啥大事，就是披露了武漢女大學生“陪聊”的事情。幾乎是同一時期，衛生部副部長宣稱中國有六百萬以上的妓女，關心的人卻寥寥無幾。
大學生，在中國歷來被視為純潔，真誠的象征。仿佛人一進了大學，就高尚富貴起來，與眾不同了。大學生賣肉，大學生行騙，大學生貪污腐敗，女大學生傍大款，女大學生賣淫，個個都是眾人關注的焦點，主角換個身份大伙就視而不見。
大學生如今熱衷出國，眾人皆知。在中國，有出國權的人並不多。年輕人裡，除高官富翁的子女，只有理工科大學生——往往還是成績比較優秀的那種，才有出國的機會。那麼多高官的子女，就算留在國內，也是要風有風，要雨得雨。可他們依然義無反顧的出國。大學生又如何？每年大學裡出國的，都是成績最優秀的那批，往往爭offer爭得頭破血流。大學生出國可不容易，苦背GRE，花流水般的錢上新東方，多半還得租房子、等 offer、過簽證，得歷經九九八十一難，隨時會有被拒的危險。就這麼惡劣的競爭環境，這批本可在國內混得不錯的人，依然削尖了腦袋出國，而且數量越來越多。
大學生可並不代表知識分子群體。大學生是通過高考制度，從全國各個階級裡，選拔出來的優秀人才。它們的選擇，與高官子弟的選擇，其象征意義是不一樣的。大學生的逃離代表著全體中國人的逃離。
俺的大學記憶裡，有這麼件事兒。大三冬天的日子，托福報名。那時候，托福考試可不像現在那麼靈活，一到報名日，就是人滿為患，趕上一次報名，非得漏夜排隊不可。俺和幾個哥們拿著小凳子和報紙，在附近一個報名點旁邊守夜。從零點，在寒風中一直等到東方泛起魚肚白，終於等到人家上班了。因為隊伍太長，幾百個人混亂不堪，專門撥出了警力來維持隊伍。警察花了半個小時，把這幾百人的隊伍整好了。怎麼整的呢？用腳。看看誰沒站好，就狠狠地用腳踢他的大腿和小腿，直到把他踢到隊伍裡為止。幾百個學生，清華的、北大的、北外的……凡你能想起的最牛氣的學校中的自尊心最高，恃才而傲眼高於頂不可一世的最牛的學生，就咬著牙齒，在那裡默默忍受幾個警察喝斥、腳踹的社會主義教育。
這是為了離開這個國度所付出的代價之一。
中國人市民對北大學生和清華學生有個最大的誤判，他們以為，北大學生和清華學生是不同的。例如北大是理想主義的，清華是實用主義的。北大學生是反抗型的，清華學生是乖乖型的。北大學生是自由化的，清華學生是愛政府的。北大學生是個人主義的，清華學生是國家主義的……。其實，這些只是**。在出國問題上，北大和清華學生是完全一致的，不含糊的。唯一的不同是：北大學生一邊罵這個社會，一邊出國，而清華學生一邊贊揚這個社會，一邊出國，然後他們之間的絕大多數讀phd，找工作，入美國籍，定居。
俺在清華也有幾個好友，97年，清華有個響亮的口號，叫“為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
，這句話琅琅上口，有氣勢，清華小伙很愛喊，直到他們出國為止。俺在清華的朋友，在美國建立了龐大的同學會，留在中國倒顯得孤零零了。
中國知識分子最是忍讓。他們秉承了中國人吃苦耐勞，小富即安，嫁雞隨雞，百忍成精的優良傳統，院士王選轉述領導人的話說：中國知識分子價廉物美。兩千塊錢的工資，就可以隨意使喚。中國知識分子安於現狀，能夠忍貧受饑。適應能力比蟑螂更強，在金星上也能生存。近期報導的陸步軒，從一個北大中文系高材生，適應成一個賣肉屠夫，這樣的生活現狀也沒有讓他成為土匪或是人肉炸彈。中國的知識分子就是這樣善於忍受，只要一點點尊重，一點點慰籍，一點點利益，他們就可以在中國呆下去。可還是呆不下去。
中國對待知識的態度很奇特。比如說，一個工人，每個小時可以生產出十元的產品。
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工程師，改良了機器、流程、管理，於是一個工人每個小時可以生產出一百元的產品。那麼這多出來的九十元算是誰的功勞呢？西方人對此爭論不休，有些人說，工人產出的是十元，工程師的價值當然是九十元；有些人說，工人也提高了效率和勞動強度應該得五十元，工程師五十元比較公平。但中國人會說：我們工人的產量增加了，感謝領導們對工人的指導，對工程師的培養與栽培。這九十元是領導的功勞，剩下的十元，請尊敬的工人同志和尊敬的工程師同志平分吧。
這是對待理工科知識分子的態度，那種只會寫文章的家伙就更加糟糕。文革以後，活的舒服的，都是拍馬屁拍得響的。說真話的，不會拍馬屁的，甚至拍馬屁拍得不那麼響的，基本上都在大牢裡，或者干脆死翹翹了。這些事情大伙聽得太多，所以俺就不講了，這次和大家侃侃混得還算可以的理工類知識分子和工程師們。以史為鑒，以史為鑒。
俺舉的例子，都是那些在國內混得不錯的家伙，那些受迫害的，找了根繩子上吊的知識分子，大伙耳朵都聽得起繭了。但迫害歸迫害，對權力不利的家伙可以統統去死，可有些人是必須活下來了，要是知識分子死絕了，就啥事也干不了。毛澤東最瞧不起知識分子了，整一批死一批的。可一旦領導人或者領導人的家屬生了病，包括他自己在內，個個都找的是那些醫學界反動學術權威，還沒聽說過誰找了個赤腳醫生給自己看病的。
以史為鑒之五十年代：華羅庚——建國來待遇最好的理論數學家。
華羅庚算是那個時代混得最不錯的知識分子之一，他天分極高，不到二十歲就在《科學》雜志上發表論文，後從事數論研究。二十六歲成為劍橋大學訪問學者。中日戰爭爆發後，在中國形勢最惡劣時回國於西南聯合大學任教。中日戰爭結束後，受聘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共和國成立後，五零年，放棄國外的優越待遇回國。議定好的年薪是八百斤小米，當然後來沒有全給。這位已發表過兩百多篇論文和專著的數學家在新中國繼續從事研究工作。由於華羅庚對政治不感興趣，所以在文革中沒有受太大沖擊。雖然他被拉進了政協，但實際上沒有對政治發表過只言片語。
在1968年，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郭玉峰在黨代會上發表了《關於四屆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政治情況的報告》，在該報告中，他指稱74名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為叛徒，叛徒嫌疑，特務，特嫌，國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裡通外國分子等，占159名政協常委會委員的47%。建築學家梁思成、生物學家童弟周、橋梁專家茅以升相繼被打倒。
但華羅庚卻幸免於難。在數學家群體當中，他是最風光的一個，他是中國數學界的泰斗，中科院數學科學研究所所長，他很聰明，用一個在理論數學上毫無學術價值的“優選法”，來證明自己“貼近工農”，並在文革時期赴全國十八個省份講演做專題報告，而其它的數學家此時大多在牛棚裡度過余生。
這個當時在全國算是最走運的一個數學家華羅庚，生活是怎樣的呢？五零年以後，他再也沒有能發表出有份量的成果。是條件不夠好嗎？從縱向比，抗日時期，他在西南聯大，物資極度緊張，住在豬圈旁邊，他依然可碩果累累。可五零年以後，生活條件好轉，可他卻出不了成果了。從橫向比，被他指責為“貪圖享樂不回國”的同齡人，大數學家陳省身，在國外屢屢突破，一舉獲得數學界最高榮譽之一沃爾夫獎，退休後衣錦還鄉到南開大學享福去了。
華羅庚五零年，毅然放棄優異待遇回國時，發表熱情洋溢的愛國宣言：“良園雖好，卻非久居之地”，影響了一代海外學人。十年後，他黯然對夫人說：“我想自殺。”
。消息傳出，又影響了一代海外學人。
他沒有精力再搞研究，因為他的同事處心積慮地揭發他，批判他。
他二十年的手稿被紅衛兵抄家後付之一炬。
他放棄了自己喜愛的數論研究，放棄了自己的天賦，去搞應用數學和愛國主義教育。
統籌法讓他擺脫了“脫離群眾、脫離工農”的口誅筆伐，使他獲得全國巡回演講的殊榮。可他自己知道這東西的生命力，文革以後，再也沒有人用。
他在海外的名聲為他贏得了待遇，因為他是統戰對象，是模范表率，所以要照顧他。
可是其它人就不是了。他的兒子，一家四口人，住十四平方米屋子。他最得意的徒弟陳景潤，住四人七平方米一間的宿捨。
清華大學文革委員會主任遲群不斷關心他的生活，陳景潤成名之後，遲群不遺余力地動員他積極展開批判華羅庚的工作。
華羅庚的優選法在遼寧省做成果展示時，主持遼寧黨政軍工作的毛遠新（毛澤東侄子）對這位天才數學家高屋建瓴地指出：“優選法的‘最優’是不可能存在的，最優這一提法不科學，不符合馬列主義，最多只能稱為較優。”於是華羅庚只好帶領他的弟子們連夜加班，將展示板裡的“最優”統統改成了“較優”。
這就是在國內待遇最好的數學家的遭遇。
以史為鑒之七十年代：袁隆平——建國以來貢獻最大的農學家。
八十年代之前的二十年裡，中國人是在饑餓中度過的。最有名的三年饑荒，按現在俺手頭搜集的全國僅17個省的統計資料，加起來就餓死了2100萬，預計全國的統計數字應該在2700-3000萬之間。不過，俺認為統計數字肯定有問題，算少了。三千萬是啥概念？全國一共有七十多萬個生產大隊，一個生產隊大約 1000人，正常年份，每個生產隊每年死亡10-15人，饑荒三年，每年死亡25-30人，全國就會多死三千萬人。可俺那地頭，老一輩的記憶裡，死得可比這慘多了，所以俺認為三千萬這個數字，肯定是少了。饑餓的不僅僅是那三年，整整二十年，俺老家的人就沒有吃飽過。
據老一輩說，真正重新吃飽飯，是在七十年代末，以前的稻子是高高的，風一吹就倒，換了矮水稻以後，糧食真是翻了出來。報紙上曾引述農民的話說：“我們吃飽飯，靠的是兩‘平’。鄧小平和袁隆平。”袁隆平的水稻南優2號，比以前的水稻單產增產20%，於1973年研究成功，1976年開始推廣。八十年代，國際組織給他的獎項多得像米粒一樣。中國有九億農民，他一個人，相當於干了兩億農民的活。有人預估，他的種子共創造效益5600億美元。假設其中分零頭給他，那麼他的資產就會大致與世界首富比爾蓋茨587億美元相當。
那麼袁隆平的真實情況是怎麼樣的呢？截至1998年，袁隆平的月工資是1600元。
由於他做人老實本分，1953年被分配到偏遠落後的湘西雪峰山麓安江農校教書。在那裡，才華橫溢的袁隆平的職稱一直沒有提升，工資一直原地踏步，房子依舊窄小陰暗，向上爬的機會被他那些會拍領導馬屁的同事搶走了。他唯一的幸運是研究水稻。這是大伙吃飯用的東西，屬於文革中保護品種，他住的又偏遠，災難沒降臨到他頭上。
文革中他也被人整過，罪名是毛澤東制定了農業八字辦法：水、肥、土、種、密、保、工、管，他卻偏偏認為要加一個“時”字。加上整天擺弄那些別人看不懂的瓶瓶罐罐，於是被打成反革命。
文革中，他培養水稻的罐子被紅衛兵們砸碎，辛苦培育的品種被他們扔到井裡，不得不中斷研究三年。遭到批斗和毒打。而如今，他的工作又被新的挺毛派紅衛兵們，恬不知恥地稱作“毛澤東時代的偉大成就”，有些干脆說是“毛澤東領導下的成就”。
各位壇子上出國的老兄，聽說過把受害人說成是自己的成就的嗎？就像張志新，被遼寧黨政班子割了喉管槍決。平反以後，遼寧省官員也聲稱“張志新同志的偉大精神是遼寧的光榮”。看看美國，政府給企業提供那麼好的發展環境，可你有聽說過美國把Intel奔騰芯片叫做“克林頓時代的偉大成就之一”的嗎？1979年，美國圓環種子公司總經理威爾其驚歎中國的水稻成就，向中國農業部的官員咨詢雜交水稻的發明人是誰，他要簽約用高價向發明人申請專利使用權。對此，中國種子公司官員義正言辭地回答說，這個發明專利權屬中國國家擁有。農業部種子公司就是代表國家享有這一權利的唯一代表。要探討雜交水稻技術轉讓問題，無須再找“別人”。
1980年，圓環種子公司向中國種子公司支付當時可謂是天價的20萬美元首期專利轉讓費，袁隆平一分未得。
1980年，為配合本次專利轉讓活動，袁隆平以專家身份出訪美國做了四個月的技術指導。回國後，他所得的工資數千美元，被農業部悉數收繳，然後重新發給他每天20元人民幣的出國補貼。
1981年，國家科委、農委重獎雜交水稻發明人10萬元獎金。但單位轉手分下來以後，袁隆平僅得5000元。
2003年，袁隆平在幾十年多次創造奇跡以後，正式宣布由於研究經費匮乏，他的研究所的最新成果無法試產，將與美國公司合作。
這就是國內貢獻最大的農學研究員的故事。
以史為鑒之九十年代：大學生——離上流社會最近的人。
九十年代，不需要從個體身上截取例子。因為九十年代，俺們已經懂事，壇子上年歲大點的人，已經踏入社會。這不是歷史，是在俺們身邊發生的現實。
法新社於今年十一月份發表了一條新聞，中國貿易促進會會長的千金，萬季飛18歲的愛女萬寶寶（譯音）受邀出席法國巴黎最負盛名，為首次踏足社交界的千金小姐舉辦的舞會。她將正式在法國Crillon酒店的舞會上“進入法國上流社會”。
中國的下等人是誰自然不必多說。要工作，他們到城市會被驅趕和盤剝；要開公司，他們沒有啟動費用；要從政更是癡心妄想，現在買個官比開個公司難多了。唯一改換身份的出路是上學，如果子女碰巧有天資、能考試，那麼就是一個希望。俺就出身這樣一個家庭，城市的朋友，都不明白，為啥有些農民，付不起孩子上學的錢，會自殺。上不起學，打工去不就行了嗎？事情不是這樣，考上大學，不僅僅意味著更好的機會，它意味著跳出了老鼠的兒子要打洞，一代代的農民，一代代的受苦的循環。近幾年的教育高收費，將這條路也漸漸堵塞。在俺念的北大計算機系，97級本科有一半農民子弟，而01級本科的小ddmm們，已經基本沒有農民成份了。
但上大學，並不意味著進入中產階級或是上流社會，特別是在扔個磚頭都可以砸倒幾個博士的時代，大學生的價值越來越小。在國內，擺在大學生面前的出路，一條比一條難走。唯一越走越寬的道路就是傍大款，因為有錢人越來越多。傍大款這個詞，現在已經不流行了，流行的是做小秘和包二奶，充分體現了中國文化博大精神，與時俱進的風格。但這條路畢竟只有少數人可走，絕大多數還得工作，就算讀研暫緩幾年，工作還是免不了的，總不能讀書讀到死吧。
今年回了一趟北京，真是在招聘會上開眼了。俺也算是有一定閱歷的家伙了，可從來沒見過這麼擁擠、這麼多大學生紅著眼睛左沖右突的招聘會。這幾年經濟增長得很快。可別的國家經濟增長，伴隨的是股市行情飚紅，就業機會遍地都是，低收入群體得到更好保障。可中國的經濟增長卻是反其道而行之，這錢都到哪去了呢？招聘會結束了，幾天以後，消息下來了，本科生三四千，研究生四五千，博士生六七千，像狗一樣的找工作雖然和像狗一樣的出國有所相似，可一個賣得賤，一個則賣得貴些。現在網上有些人覺得中國的經濟環境很好啊，他們的理由是：經濟環境不好，外資怎麼刷刷地就進來了呢？這還用廢話嗎？像垃圾袋一樣便宜的大學生勞動力，沒有法律保障的工作時間，法官不是腐敗的就是向著資本家的，還不讓工人自己組織工會。這個大中國，不擺明了是外國資本家天堂中的天堂麼？可俺們，邁向上流社會的大學生們，環顧四方的時候，又發現自己是在哪裡呢？以上是俺要說的話，但願對已經出國和想出國和不想出國的大學生們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