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1989年加入數字設備公司（DEC）。在那裡我負責帶領下一代UNIX（OSF/1）的研發工作，後來它取代了Ultrix並成為Digital UNIX和Tru64。那時，我幾乎忘了在貝爾實驗室從事的第一項工作的內容，但DEC的VMS小組成員們正激烈地爭論著所有DEC編譯器應以COFF為基礎還是原來VMS加載模塊為基礎。我開始意識到COFF會成為一門很普及的技術。同時我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不僅IBM的AIX在適用ld和COFF，而且微軟WindowsNT、XP加載模塊也是以COFF為基礎的。我的第一個COFF Engineering Memorandum於1980 年發布。創建的成果為大家廣泛使用，理所當然給我帶來了工作的成就感。
在上世紀80年代早期，美國國防部（DOD）推動了Ada/APSE的發展。AT&T擔心Ada/APSE的合用會取代C/UNIX，於是派出代表到政府委員會施加影響，而我則是被派遣到了APSE小組。盡管美國政府在Ada/APSE上沒有取得成功，其軟件工程研究（Method Man）卻是十分有用的，而對CMU的SEI增加資金則有助於後來研究工作的開展。有名的CMM的基金也是來源於此。
有機會參與Ada/APSE是UNIX給我的最大禮物，那時，我也因此在項目管理，軟件管理和軟件工程研究方面獲得了豐厚的資金和協助（對很多人而言，這個學習機會並不容易碰上）。由於在Bell Labs，Perkin Elmer，Concurrent Computer，DEC，Citibank，Perot，InterWorld，HKEx等公司、機構參與各種性質不同的項目，我可以看到軟件/IT項目運作中的千變萬化的情況。即使在美國，也很少有工程師/IT經理可以見識到這些變化，更不用說在其它地方了。因此，所有的這些經歷和體驗都成為了現在我在高亞的工作之源。在未來十年，我們計劃為中國、美國及其它國家創造最優秀的項目管理和軟件工程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