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海”ASIC設計中心項目的夭折、中國人痛定思痛
熟悉中國集成電路產業艱難發展史的資深業界人士，都為六年前的“聯海”集成電路設計中心項目的夭折而感到深深可惜。
“聯海”，在1994年，曾是聯想、上海復旦大學微電子中心和上海長江集團籌備中的一個專用集成電路（ASIC）設計中心。
聯想，我們都知道，作為中國科院計算所的“國有民營”企業，擁有任何其他企業所不具備的科技、人員與資金條件。作為“民營”企業，聯想得到優惠，作為“國有”的中科院企業，聯想又能更容易得到國家的撥款及從銀行借貸到大筆錢，而且能方便地向外發展。
七年前（1993年），聯想漢卡的主要設計者、當時的聯想總工倪光南院士，根據聯想在各項產品中應用自己開發的專用集成電路所獲得的經濟與技術優勢的經驗，提出了建立ASIC專用集成電路設計中心的方案。為此，他多次出國調查國外的IC設計企業的運作管理經驗。同時，積極尋找合作伙伴。
94年4月26日，聯想、上海復旦大學和上海長江集團簽署了《聯海微電子設計中心》（簡稱“聯海”）合作意向書。當時的上海市副市長陳至立親自接見了三方負責人，表達了上海市的全力支持。
復旦大學專用集成電路與系統國家重點實驗室，是國內唯一的專門從事集成電路設計研究的國家重點實驗室，當時，投資已達180萬美元。因此，聯想在合作中投資額會相對較小。同時，“聯海”是一個“產學研”結合的典型例子，亦就是多年後國家一再強調的“產業化”改革方向。美國大學為之所以能培養出高質量的研究生，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教授與學生們參與到尖端的實際研究項目。
然而，在意向書簽署後一個多月的94年6月6日，聯想總裁柳傳志突然給倪光南和另一位聯想的負責人寫了一張改變了聯想在核心技術問題上的走向的“200字便條”。在便條中，柳傳志對整個“聯海”項目的“可行的解決方向”提出質疑（盡管這個項目的籌組多次向聯想領導層作報告並得到一致的贊同，並且聯想的多個其他負責人以至柳傳志本人還參加過其中的一些合作商談）。為了“答疑”，6月26日，在三方合作意向書簽訂兩周月時，倪光南向整個聯想最高管理層發出了一份《與上海微電子中心和復旦大學等單位的合作計劃》的報告材料，再次詳盡地從市場、技術、人才、管理、產品、效益、和風險等等方面論述了非常清晰的解決方向與具體方案。
柳傳志沒有對這個報告作任何反應。
1994年下半年，倪光南進一步為聯想爭取到了經貿委《多媒體技術產業化》項目的1100萬人民幣的撥款和數千萬元的貸款，在實際上完全解決了向“聯海”集成電路設計中心的投資資金問題。
94年11月24日，合作三方商定：在12月10日簽訂正式合同，12月底召開首次董事會。倪光南向柳傳志報告後，柳傳志不置可否，拖過了日期。1994年12月27日，倪光南再次與上海方面協商，延至1995年1月20日簽合同，春節前召開董事會。對此，柳傳志仍不予肯定也不予否定，又拖過了日期。
於是，《聯海微電子設計中心》，胎死腹中。中國企業在掌握核心技術方面失去了一支潛在的力量。
不久以後，在1995年6月30日，倪光南被解除了聯想總工的職務。
“聯海”夭折六年了，在IC或IT領域，大家都知道的著名“摩爾定律”指出，每過一年半，技術指標就要翻一翻。六年是多久？那就是16倍的增長。在六年前開始著手的話，今天的差距也就小得多了。
在1999年9月，為配合對倪光南的徹底解聘而進行的媒體宣傳中，講述柳傳志有膽識地否決了倪光南“獨自”與外面商議成立的“聯海”集成電路設計中心，是柳傳志使公司避免了一場危機，“撥正了革命的航船”，挽救了聯想。
但是，從99年9月10日《中國青年報》記者呂彤和徐滢的報道“柳傳志倪光南各說十年恩怨”中，我們從柳傳志的身上找到了事情的真相：
“1996年的一次會上，柳傳志第一次把（聯想）提倡了十年的‘技工貿’道路改了一個順序，變成了‘貿工技’。他（柳傳志）說，這是他在與倪光南的矛盾（決策分歧）發生後痛定思痛的產物。”
一個積極瞄准以市場需求的核心技術來提升公司競爭力的總工，毫無疑問是柳總醞釀中的“貿工技”路線的障礙。倪光南犯了許多老實人的共同錯誤：不懂得或不願意“領會上面的意圖”。（筆者注：倪光南院士被解除總工職務，及於99年9月1日被聯想徹底解聘並被剝奪一切創業股票期權，與聯想的“負債持股”事件有密切關系。但這並不是本文要討論的內容，在此說明。）
聯想失去了“對核心技術的聯想”，安下心來做買賣、做裝配了。並且這些年來也在這方面取得了不壞的成績。因此，大家就常常在媒體上看到“亞洲xx強”、“世界xx強”、“國產品牌”等等詞組。
人各有志。
朋友甲和乙，一起學會了駕駛汽車。下一步干什麼？甲說：“該去學開飛機。”乙說：“距離遠、速度快的東西，不是那麼好把握。我還是騎自行車實在些。”
據媒體追蹤報道，倪光南在去年九月被聯想“徹底解聘”之後，當即全心投入到為中國IT行業掌握和發展自主的核心技術的努力之中。他向政策制定部門進言（“Linux與中國軟件產業”專家研討會99.12.03） ，在決策講壇上論證（中新社北京三月十二日“兩會星光：離開聯想後的倪光南”，在媒體上發表文章呼吁（見ChinaByte99年11月26日“倪光南打破沉默，撰文呼吁核心技術”；99年12月4日“倪光南認為WTO將對我國IT產業形成巨大的沖擊”；2000年3月6日下午2:30，“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到人民日報強國論壇，與網友討論發展中國IT核心技術”）同時，一年來他奔走於祖國各地，親自參與到軟件和集成電路核心技術的發展工作中（軟件專家為大連軟件把脈2000.8.15） 。
下面，摘錄一段倪光南院士的差不多一年前的文章：（讀者可以此對比海爾走的方向。筆者）
“以嵌入式CPU為切入點！
當前的客觀形勢要求我們盡快掌握CPU技術，我們應當采取合理的策略。必須承認，在這個領域我們還難以和Intel等公司進行競爭，我們的IC制造能力也還不足以生產高性能的CPU，在這種情況下，可以首先以國內市場上的信息家電需求為目標，設計在這種設備中應用的CPU（又被稱為嵌入式CPU）。這種CPU的性能指標較低，不要求和Intel結構兼容，我們現有的IC生產能力也容易適應，市場需求量很大。同時，與發展自主知識產權的嵌入式CPU相配合，應發展自主的嵌入式OS，發展各種具體產品的應用軟件（中科院軟件工程中心的女娲計劃就是一例），並最終開發出各種信息家電產品。如果我們擁有了自主的嵌入式CPU和OS，我們就掌握了信息家電的核心技術，能夠取得較高的技術附加值和產業發展的主動權。
在掌握了嵌入式CPU技術後，我國信息家電的巨大市場將形成強大的良性循環，我們可以進一步發展更高性能的CPU，將來隨著市場的發展和利潤的積累，也可以推進新的IC制造廠的建設，所以從設計信息家電應用的嵌入式CPU開始，發展有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CPU將是較現實的途徑。
總之，在世紀之交，我們應努力掌握CPU和OS這兩項IT產業中最核心的技術，為下一世紀我國IT產業的健康發展鋪平道路。”
（引自ChinaByte99年11月26日“倪光南打破沉默，撰文呼吁核心技術”）
認識到缺乏核心技術所帶來的經濟上與國家安全上的嚴重後果，2000年6月24日，國務院發布了《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這可以說是中國人的“痛定思痛的產物”。
雖然來得很遲，然而，“遲勝不為”。但願，如人們常說的“從來都不會太遲”。（“It's never too late.”）
這要靠有志氣的人們的加倍努力了。
現在IT業界真有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狀況。張瑞敏，「文革」中的老三屆，由工人開始，至班組長、車間主任、廠長、總裁、到今天的海爾首席執行官。帶領一家瀕臨倒閉的作坊式生產小型家電的集體企業，歷時16載（84至91年：名牌化；92至98年：多元化；99年起：國際化），與員工共同締造了今日的海爾，走“科工貿”路線，兩年前進入IT領域，現在又進軍集成電路設計核心技術領域。去年的銷售額為32億美元（目前進入世界500強的水平約為100億美元）。海爾的方向是國際化。海爾產品已出口至106個國家，其中歐美占60%以上，在包括美國在內的六個國家設了廠，在建的有10個。海爾人認為：“國門之內無名牌”，他們的目標是“創中國的世界名牌”。海爾在努力實踐“敬業報國、追求卓越”的企業文化。
另一方面，柳傳志，科班出身，16年前與其他十幾名計算所科技人員一起開辦中科院計算所“國有民營”的“計算所新技術發展公司”（1989年因總工倪光南主持開發的“聯想漢卡”樹立了品牌而改名“聯想”），四年前正式公開宣布從“技工貿”路線改弦易轍為“貿工技”路線，現正開始與外國IC廠商密切“合作”，聯手進軍中國信息電器市場。柳傳志說：“回顧聯想10多年發展歷程，從1994年起在與國外強大對手的競爭中發揮的幾乎都是本土優勢，因此公司在制定新世紀發展藍圖時選擇了…只在本土發展，把業務面做寬，從一種產品發展到多種產品，從產品業務發展到信息服務業務。”聯想目前的年銷售額約為30億美元。
在柳總迎接新千年的“創新聯想，龍騰世紀”演說中，還有一段頗有哲理的話：
“聯想通過做貿易，做國外產品的代理，學會了什麼是企業，如何才能做好企業。所謂企業說白了是要賺錢的，這是企業的使命。不能先於這個使命，去談社會責任，民族使命，否則是空話。”
大家都在努力寫歷史。祖國和人民懷著希望。
歷史將會告訴我們，誰為國家和民族做了什麼事。希望我們這些議論IT業界的人，不要狂妄到企圖用自己的禿筆去制造“企業家”或“民族英雄”。我們若能做到反映一點歷史的真實，讓善良的人們從中領悟到一點什麼，那已經是莫大的成就了。
【個人決策、企業決策、國家決策——命運就在自己手中】
有一天聽到上幼兒園的小侄女哼著一首歌。裡面的兩句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我問她那是什麼意思？“阿姨說，吃完西瓜，把瓜籽埋到地裡，每天澆水，長出來的樹上就會吊滿大西瓜。”可惜我小時候沒能受到這樣的素質教育。
任何人都在收獲自己決策的果實。
媒體現在都在把中國的軟件業與印度的比。還是這道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為什麼《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來得這麼遲？那就是決策水平與素質的差距。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這八個字，是無數的教訓的結晶。
難道聯想今天不希望自己掌握了芯片設計的核心技術，從而可以在產品上貼上一個“聯想Outside+聯想Inside”這樣的牌子嗎？非不欲也，是不能也。
還是回來探討一下聯想從“技工貿”到“貿工技”的企業決策變化。
聯想前身的“計算所新技術發展公司”“在創業初期歷盡了坎坷——賣電子表、旱冰鞋、倒彩電，甚至賣過菜”（李丹“聯想吃透了‘國有民營’”《財經時報》99.12.09），“公司慘淡經營，柳傳志苦心焦慮”（《南方周末》99.09.10）。直到84年12月，“王樹和與柳傳志終於萌生一個創意‘開發銷售倪光南的聯想式漢卡’”，“王、柳與張祖祥三人專程親往倪光南的家，誠懇請倪出山，倪先生是一位不僅有愛國之心、報國之志，而且具有強烈的改革意識和市場觀念的科學家，…，一口允諾出任公司總工程師。此後的三年內，以倪光南為主連續研制出8種型號的‘聯想漢卡’…”（《北京晚報》99.09.02），公司開始體現了高技術產品的特征，自此改名“聯想”。
然而，公司在技術投入上的決策走的是另一個方向。“在一篇題為《倪光南思考中關村問題》的文章中，倪光南用主要的篇幅思考了聯想的問題，…高技術產業的研發投入比重應達到8%至10%。…近年來（聯想）公司R&D的投入比重在x%（一個非常小的數，筆者），…公司成立初期，它繼承了計算所的成果，所以只用半年時間就實現了聯想式漢卡的產品化，但現在公司利潤來源更多的是依靠品牌和規模效益（而不是技術優勢）。…倪光南看來，聯想的發展之路應是‘技工貿’而不是‘貿工技’”（胡延平“企業是企業家的企業？”99.11.29）
“據聯想董事長曾茂朝回憶，聯想到90年代初，聯想漢卡退出市場，聯想的利潤來源（變成）主要依靠代理銷售和生產制造，…”（《中國青年報》99.09.10）。
就是在這個轉折的關頭，決策決定了企業將來的走向。柳傳志否定了“聯海集成電路設計中心”項目，革除了倪光南的總工職務，正式走向“貿工技”之路——一條在“聯想漢卡”之前曾走過的路。
心理學告訴我們，除非一個人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否則很容易不自覺地走回熟悉的老路。
這種決策，決定了今天聯想要與美國國民半導體公司成立聯合實驗室，在外國的總工指導下，作外國公司技術的產品孵化器。聯想無疑是感受到了信息家電市場的擴大，希望能有所作為。
當年槍斃“聯海”項目，是救了聯想呢？還是為外國的IC廠商留下一個更大的突破口？
海爾也在引進外國技術，但海爾人注重於消化這些技術，一方面利用這些技術打出世界，更重要的是沒有忘記自己要掌握核心技術。
海爾的“國際化”決策，在實際上是大大提高了競爭的標桿，對國內業界水平的提升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
舉例說，在全國家電“跳水”之時，海爾卻在進行質量與設計的“跳高”。海爾的高檔“美亞美”電視被“搶購”一空，海爾的智能電腦剛剛榮獲《光明日報》“我喜愛的電腦”評選活動的全國唯一的“用戶滿意獎”。
海爾兩年前開始執行進入IT行業的決策，一年前開始執行“國際化”的決策，現在又決策進軍集成電路設計的核心技術領域。這一切，不單影響到海爾人的命運，而且更形成了決定中國IT業界國際競爭力與命運的一股力量。
關於國家的IT業界政策，讓我們先看一段報道：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組成特別調研組10余人，於1998年9月開始，對聯想進行了歷時一年的跟蹤調研分析，寫出了30多萬字的研究報告，總結經驗。將聯想作為電子業的楷模，計劃在行業進行宣傳推廣。報告認為聯想的主要經驗是‘在戰略管理下的漸進創新。’目標是‘通過漸進創新逐步逼近最終趕超發達國家。’結論是‘中國IT產業的楷模。要從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來看待這類高新技術產業。要在政策上給予大力支持。並認為聯想現象對於國有企業，高新技術企業和民營企業都有值得研究推廣的普遍價值。’”（《誰是中國電腦業的龍頭老大？——聯想集團？》，歐陽雨龍《視點》雜志2000年3月15日）
在這裡，“貿工技”路線經過理論美化，換成了“漸進創新”。而且還要上升到 “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
這就是國務院研究所有關國家企業政策決策的調研！筆者認為，其結論是非常值得業界和學術界推敲的。要想清楚“福兮？禍兮？”。
我不知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是否有發現“海爾現象”？
一個現實的問題是：國家應該怎樣根據國家的利益去區別對待聯想與美國國民半導體公司的聯合實驗室和海爾集成電路設計公司呢？支持的方式與支持的力度要怎樣區別？或者是，“一視同仁”，因為中國人自1840年以來，在對外交往中，一直就是那麼友善。
也許有些全球經濟及與國際接軌的先鋒們會說，都加入WTO了，還有什麼國界。大家說呢？筆者從WTO中看到的是更加“刺刀見紅”的競爭。
同在《誰是中國電腦業的龍頭老大？——聯想集團？》這篇文章中，歐陽雨龍還寫道：
“‘聯想電腦裡的核心技術是誰的？自主知識產權又有多少？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業內人士說。一是核心技術，二是知識產權，在今天看來比什麼都重要。聯想賣機器的同時也在替美國賣核心技術，…”
“我們是否清晰地看到，我們的聯想如同是長著一副中國人的臉孔，裝著一個美國心髒（芯片），頂著一根美國脊梁骨（主體硬件）的老大，更可悲的是連這個老大的靈魂（系統軟件）都是美國的。中國電腦業的龍頭老大究竟是誰？”
“也許我們這樣指責聯想過於偏頗了，不夠通情達理了。核心技術不是一朝一夕能夠上得去的，也不是聯想一家就能夠解決的，…”
是的，歐陽記者，六年前的一個嬰兒，還在世的話，也該快上小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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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參見：Chinabyte-硅谷寄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