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24-25日，中國開源軟件推進聯盟(COPU)在北京主辦“2006開源中國，開源世界”高峰論壇，論壇的主題是：“開放標准，開源架構，開源生態系統與應用解決方案”。
參加這次北京開源峰會的嘉賓：有應邀與會的、作為COPU智囊團高級顧問的全球開源領袖和大師，有跨國公司(如：IBM、INTEL、HP、 Google、Gartner、Sun systems、 Canonical、Redhat、Zend、France Telecom、Open Country等)高層人士和專家，共24人；以及中方同行(在峰會主會場、分會場的講演嘉賓和在圓桌會議上的對話者，包括政府主管，企業主管，客戶代表，專家、院士等共22人。與會的中外代表約250人。因各種原因今年未能與會的COPU智囊團高級顧問：Stuart Cohen(OSDL CEO)，Larry M. Augustin (Source Forge社區創始人)，Dave Neary(Gnome基金會主席)，Jim Lacey(LPI 主席)，Marc Fleury(Jboss中間件創始人)，Daniel Frye(IBM LTC副總裁)均來信表示祝賀會議成功，並期望明年一定與會。Eben Moglen(FSF首席法律顧問)表示按原計劃於今年10月趕來北京。
目前，中國開源運動已開始越過起動早期(帶有基礎設施薄弱，缺乏開源理念與文化，處於准備階段，伴隨不少功利主義的炒作等特點)，進入到高速成長期；正在開始擺脫傳統封閉的開發方式，轉向開源社區開放的開發機制；個別企業違背開源許可協議的現象也已開始糾正；正在改變開源軟件開發過程中忽視工程經驗和工程創新的傾向，提高重視協同質量認證和需要把握工程實現技術的認識；正在探索如何處理好既保持自由/開源軟件的本質特征、發揚開源文化(或開源哲學理念)，與完善其商業化操作模式的關系；正在從學習模仿階段，走向抓應用促發展、抓創新求發展的階段(並湧現出若干開源新興企業)；已從Linux產業單一化發展的現狀，開始出現帶動開源產業全面發展的新形勢。對中國開源運動來講，市場需求潛力很大，政府支持力度也大，近年來，關於開源軟件的教育培訓，正在以官辦民辦兩條線，多種形式推進，效果比較顯著，關於開源技術基礎設施建設也在加速進行中。
在這次北京峰會上，結合中國開源運動發展中的問題，以及全球開源運動發展的前沿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中外專家認為，北京峰會匯集了一支世界級的“開源團隊”，他們都很珍惜能應邀參加這次峰會，就中國與全球開源運動進行交流討論的機會；他們還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會議，希望今後能辦成“年會”；特別是圓桌會議，形式很好，討論很積極，更適合交流。北京峰會對推動中國和全球開源運動的發展產生深刻影響，具有重大意義。
這次會議討論了開放標准問題。為了適應信息時代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對於各種異構系統(特別是復雜、大型系統)，要求實行互連互通、互操作、系統包容、混合部署、資源整合、信息共享，以及實現用戶多樣化、個性化的需求，這時就需要采用開放標准。開放標准指的是通過在應用編程接口(API)、通信協議以及數據和文件格式方面使用公開發布的規范來實現異構系統之間的互操作性。
開放源代碼協會(OSI)理事會主要負責人之一David Axmark 交給COPU有關開放標准的五條准則。即，“開放標准的要求：遵守的准則”
1.該標准必須包括執行互操作性所需要的全部細節；
2.該標准在免除版稅(或特許使用費)的條件下，必須可以自由地和公共地使用(例如可以從一個固定的網站上下載)；
3.在免除版稅(或特許使用費)的條件下，執行該標准的所有許可證基本上必須被許可；
4.對於許可協議、授權(grant)、委托(click-through)的執行，或在日常工作中檢查該標准操作的一致性，均不再需要提出任何要求；
5.該標准必須不要求實施不符合其需求准則的無論什麼技術
有的專家認為，開放標准的全部價值在於它對異構系統靈活性的支持，即：①無縫通信；②對系統資源重新配置；③多家供應商不同設備之間互操作性；④充分利用創新技術。
自由標准組織(FSG)主席Jim Zemlin認為，對於大型、復雜的網絡、復雜的異構系統很難整合在一起，只有采用開放標准，才能形成支持異構系統互操作、資源整合的統一平台。開源軟件要創立一個開放標准，中國要參與其中，以對抗壟斷，分散不能贏得成功。要建立符合開放標准的Linux 平台，建立開放的界面，中國要參與Linux 統一平台的軟件開發工作。要對互操作性作出定義，用開源系統來達到目的。IBM亞太區Linux 負責人康燕文(Steve Kang)認為，北京高峰論壇的主題很好：“開放標准，開源架構，開源生態系統與應用解決方案”，今天我們要以開放標准的視角來觀察開源運動。面對開放計算的環境，由開放架構、開放標准、開放源代碼組成相互有交集的三個環，其交集部分即為“開源社區創新”。
關於互操作性概念，有的專家認為可分為五個方面來考察：①不同廠商(產品/設備)的互操作，②標准的互操作，③文檔格式的互操作，④軟件應用之間的互操作，⑤操作系統之間的互操作。
會議討論了關於Linux系統和Windows系統在文檔系統環境中的互操作問題。關於文檔系統的環境可分為三個層次，即①文檔系統(體現在硬盤中的信息存儲，用戶希望對文檔具有長期存取能力)，②文檔(體現為信息，這裡指文檔或信息的規范、格式和標准)，③應用程序(具有生成文檔進行信息處理的功能)。
關於在文檔系統層次的互操作，即在兩個操作系統之一(Linux或Windows)環境中生成的文檔系統(ext2/ext3或ntfs)，可置於對方環境中被讀、寫。中國人對此作出了相應的貢獻。
關於符合一定格式標准的文檔(信息)層次的互操作，及推出已被國際標准組織(ISO、IEC、OASIS)批准為“國際標准”的“開放文本格式(ODF)”，目前市場上有許多應用均已支持ODF，如一些開源項目：Open Office(已由格式.SXW改變為ODF)、K-Office，一些商業軟件：Staroffice(Sun)、Workspance(IBM)等；微軟公司也通過支持AZtec Soft(法)開發轉換器(Convertor)間接支持ODF，但這種互操作應認為是單向的、不對稱的。中國一些專家指出，中國有關方面提出的“UOF (Unify Office Format)標准”考慮了中國公文的特色，可與ODF互補，建議推薦為國際標准。
關於應用程序或辦公套件(Office)層次的兼容或互操作，中國在Open Office的兼容性(與MS Office)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人說走在世界前列。問題是Open Office的格式現在已由.SXW改為ODF，Windows Vista即將推出後，60%的源代碼已改寫，這就給“兼容”帶來了很大困難。
在會上，中國專家還展示了Linux/Windows“兼容內核”或者“統一內核”的方案，Intel開源戰略總監Dirk Hohndel認為，“統一內核”很有趣，他進一步說：現在中國開源企業主要是進行漢化，或者模仿國外的軟件，搞兼容，其實對中國經濟發展沒有好處，因為沒有創新，我們就不可能超越別人。
有人指出，在實現虛擬化技術時，也存在Linux與Windows兩個異構操作系統的互操作性問題。最近微軟宣布與開源企業Xen Source合作，利用Xen Source的虛擬化技術，實現微軟銷售服務器虛擬化產品，實現微軟向客戶的承諾，利用具有互操作性解決方案，搭建一個跨平台的橋梁。會上有的專家指出，微軟的這種互操作性實際上也是單向的、不對稱的。
有人認為所謂兼容性，指某個系統上運作的應用程序符合另一個系統的接口要求，從而使該應用程序也可在另一系統上運行，這時對該應用程序符合某個接口的能力稱為兼容性。提倡兼容性，你去兼容別人，在利益驅動下，必將導致別人反兼容，他就要設法甩掉你。所以說，兼容往往是短期行為，有很大風險。所謂互操作性指一個軟件系統與另一個軟件系統互相間具有的接收、處理並共享所發送的信息的能力，所以互操作性具有獨立性、主動性、公平性、戰略性等特點。
專家們認為，中國開源軟件的發展要寄希望於創新。正如Linus Torvalds指出的那樣，開源軟件成功的奧秘並不在於源代碼本身，而在於其開發方式。即允許所有程序員以“志願者”身份，參與開源社區的“集體開發、合作創新”。以往國人參與國際開源社區的開發工作屬鳳毛麟角，近年來多起來了，不但經受了開源社區在“選包”過程中“搶先(preemptive)機制” 的考驗，而且可在其中體驗開源文化，把握頂層設計，積累工程經驗；另外，國人在開源社區(如Source Forge)中主持“系統性開源項目”開發的人員也日漸增多。中國有的專家認為，開源產品的開發過程(一個開發循環)是社區開發和企業開發兩個階段，而企業開發與社區開發應該是互相銜接、互為補充的，企業專注於“工程化實現技術”的開發，采用“自主開發、自主創新”的方式。促使社區測試版進一步完善為企業產品發布版。
在會上，Apache創始人Brain Behlondorf提出，發展開源軟件要建立以服務為方向的架構(SOA)。其意思是把異構系統的IT環境(其特征為：功能調用或協同、緊耦合)轉換為支持服務(將功能數據封裝成服務，打成“服務包”，定義服務接口和通信協議)的基礎架構(其特征為：服務調用或協同、松耦合)。建立SOA，有利於解決異構系統間通信協議不一樣，缺乏發現、查找機制，缺乏對接口標准、數據格式的統一描述、表達，有利於擴大應用，有利於解決異構系統間相互通信、交換數據的困難，SOA是符合開放標准的架構、網絡和思路的。Jim Zemlin認為， 基於開源， 要實施一條最有效、最便宜的戰略，開源關注的重點是什麼？關注安全、服務和便宜。
會議討論了發展開源虛擬化(Virtualization)技術問題， 對目前的全虛擬化(Full Virtualization)技術和准虛擬化(Para-Virtualization)技術的發展進行了評價和探討。 專家們認為，虛擬化技術是開源軟件發展的前沿技術，采用虛擬化技術，在一個物理平台上運行多個操作系統， 有利於擴充互操作性，有利於靈活調配資源，提高產品的容錯能力。目前國際上對虛擬化技術的成熟度、穩定性有爭議，關鍵在於虛擬機監控器(VMM, Virtual Machine Monitor)與操作系統及其他系統互動接口的整合問題，以及有關指令集的問題等尚待於完善。與會的Intel專家認為，現有的Xen開源虛擬技術基本上是成熟的，關鍵在於應用，中國開源企業也要迎難而上，抓虛擬化技術的應用，也只有在應用中才能進行有效的改進和發展。不久前我們曾與Linux 內核設計大師Andrew Morton討論過這個問題，Andrew Morton認為，他們Linux內核設計團隊正在考慮開發虛擬技術平台，同時支持VMWare、XenSource和MS-VM等的虛擬機接口。
中國開發Linux操作系統， 幾年前已從服務器的桌面端轉移到獨立的桌面Linux(DTL)系統，這個思路在國際上是領先的， 目前全球開源運動第二沖擊波則始於桌面應用(其代表產品是 Open SuSE Enterprise Desktop 10, Ubunta Linux 6.06DT)。但中國桌面Linux過去的卸載率較高(有人統計，平均高達31.9%), 需要在穩定性上進一步下功夫(要抓好工程化實現技術)。
但從總體上講，正如MySQL創始人David Axmark所談，Linux操作系統已趨於成熟，其開發的空間已經不是太大，關鍵在應用。應用不僅是簡單地向Linux平台移植應用軟件，或在硬件體系結構中實行予裝，或集成、適配各種驅動裝置，即通過IHVs、ISVs、SIs的測試認證，而且還要從市場(特別是本地用戶)的需求出發，以LAMP架構支持的各種應用解決方案做整體考慮，來全面解決、擴展開源產品的應用問題，切實地抓應用促發展。OSDL的專家在會上提出，要調查中國Linux/OSS 市場有多大，主要需求是什麼？在中國本土開拓應用市場的發布商有多少？
avid Axmark在北京期間，針對“社區版MySQL”，與北京拓林思(Great Linux)合作成立“MySQL北京研發中心”，David認為，這有助於中國人參與社區開發，體驗開源文化，積累工程經驗；他們還針對“商務版 MySQL”合作，在中國成立“產品代理”，進行商業活動。
開源的LAMP架構(L-Linux操作系統，A-Apache開源中間件/服務器，M -MySQL開源數據庫，P-PHP、Perl、Python編程語言)，與J2EE架構(以Java為編程語言，由IBM、BEA、SUN為主導)、. NET架構(以C＃為編程語言，由MS為主導)已形成三角鼎立的競爭架勢。LAMP自從通過在線實時交易(OLTP)後，使LAMP可擴大應用於大型、復雜的系統，迫使J2EE，.NET改變商業模式、降低成本；並改變堆棧或架構(stack)層次的開放程度(由閉源到開源)，以增強其競爭力。從J2EE 架構中派生出：“簡單Java架構(POJO， plain-old-java-object)”, 和“Open Source J2EE”，從.NET架構中派生出：“WANP”。
北京峰會不少專家認為，從綜合技術經濟效益出發，在應用解決方案中，可使用開源與閉源混合的架構；但從國際上發展的總趨勢來看，不少閉源軟件(特別是中間件/服務器)已經或將要進行開放。
關於自由/開源運動發展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過去Linus Torvalds 曾說，“開源的成功顯然也帶來了很多新問題，我最擔心的是一些非技術性障礙，比如司法方面的挑戰、軟件專利權等等。軟件專利權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東西，不過好在技術行業的大多數人已經開始意識到這一弊病了”。自由/開源軟件的版權采用“左版(Copy Left)”的概念，在版權保護方面取得較為寬松的環境，但自由/開源軟件躲不開專利的旋渦。在這次峰會上，David Axmark說，軟件專利對自由軟件構成了威脅，它阻礙了信息共享；我們非常反對軟件的專利權，它是維護大公司利益的。Gartner副總裁James M. Popkin說：開源運動確實有點法律風險。OSDL的專家認為，國際上眾多軟件公司把自己的專利貢獻給OSDL，放在其“專利池”中，用以遏制開源軟件遭遇“專利侵權”的法律風險。2006年1月16日，自由軟件基金會(FSF)首席法律顧問Eben Moglen在討論由他起草的GPL3時說：GPL所關注的主要問題並不是技術細節而是維護用戶的自由。我們強調了軟件專利對整個軟件產業(特別是自由軟件)所構成的嚴重威脅，我們采取的對應策略是：“假若某人利用專利侵權指控某人有關該項專利程序的行為，那麼，起訴原告方使用和修改遵守新版GPL規則的自由軟件的一切權利立即被終止”。即：“你若控告某個自由軟件的用戶，你就不得再使用任何自由軟件。”試想，在當今互聯網時代，誰心裡都明白，只要你使用互聯網，你就必須使用某些自由軟件，完全避開使用自由軟件是不可能的。那麼，以專利侵權起訴自由軟件(使用者)就不是一件簡單事情了。Oreilly媒體集團編輯Andy Oram對此評論道：“此舉把對抗最大法律風險的途徑轉化為世界所有GPL支持者的團結一致。”SUN公司首席開源技術官Simmon Phipps在會上說，專利實際上是一種社會契約，各國政府在本國實施專利問題上有主導權，中國政府、中國企業對此應有明確認識，希望學習歐盟做法，才能在貫徹世貿規則、保護知識產權、扶持開源運動方面，排除別人濫用“專利權”。
關於開源軟件商業模式問題，專家們都強調，自由/開源軟件已經向用戶承諾，保證和提供“源代碼開放”、“信息共享”和“自由使用”的權利，但並不反對自由/開源軟件的商業操作。有的專家認為，要保持而不能損害自由/開源軟件“源代碼開放”、“信息共享”和“自由使用”的本質特征，作為軟件程序或源代碼是不收費的，作為軟件的文檔一般也不收費(或只收成本費)，而對自由/開源軟件提供專業技術服務(如技術支持、培訓、咨詢、系統集成或其他專業服務，以及由此派生的增值業務)，則是可以收費的。事實上，自由/開源軟件的全部技術應該是源代碼編程技術加上工程化實現技術，前者是完全公開的，後者是不公開的，軟件的全部源代碼行是公開的，在工程化實現技術中包含工程經驗、技術秘密和商業秘密，是不公開的。Google全球副總裁李開復在會上說： Google全部開發和采用開源軟件，但開源不是一切都公開的，Google有自己的技術秘密和商業秘密。SUN公司CTO Simmon Phipps說：“世界上沒有免費的軟件”，這句話應作如此理解：如果軟件可視作下列組成等式，即：軟件＝程序＋文檔＋支持＋培訓＋服務，雖然代表“軟件形態”的程序、文檔可以免費，而作為“軟件服務”的支持等環節可以收費，所以從總體上看，也可認為軟件是要收費的；而從開源軟件形態的角度來看，可認為開源軟件是免費的。
一般人認為，開源軟件如果不能解決好商業模式，就很難吸引風險投資。美國NEA風險投資公司的合伙人朱敏認為，風險投資不但可以投向具有商業模式的開源軟件，還可投向在開源社區運作的開源軟件社區版，他認為雖然開源社區版(或者β測試版)基本上是免費的，但社區可從其他途徑來盈利並吸引風險投資介入；他還認為利用風險投資可以把開源軟件做大做強。實際上Linus Torvalds也曾經說過：風險資金和商業企業的大量湧入並非壞事，開源許可證保證了社區的忠誠，這意味著在技術和金錢之間可以存在很好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