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軟件共享群體
1971年，當我開始在麻省理工學院人工智能（AI）實驗室工作時，我成了那裡
的軟件共享群體的一分子，這個軟件共享群體已經存在多年。其實，軟件的共享並
不限於我們這一特定的群體，它的歷史與計算機一樣長久，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就像
人類很早就交換食譜與烹饪一樣。但我們做得比大多數人都做得更多。
AI實驗室當時使用了一種稱為99vS（Incompatible Timesharing System，非兼
容分時系統）的分時操作系統，這是我們實驗室工作人員專為Digital PDP-10（那
個時代的大型計算機）設計的操作系統，而且是用匯編語言開發的。作為這個群體
的成員，我是一個AI實驗室的系統黑客，我的工作就是完善這一系統。
當時我們並不把我們的軟件稱為“自由軟件”（free software），因為這個詞
語當時還不存在，但事實上那就是自由軟件。每當其他大學或者公司的人要求移植
或者使用我們的某個程序時，我們總是應允的。如果你看到某人在使用一個陌生而
且有趣的程序時，你總可以要求查看它的源代碼，以便可以讀代碼、對源代碼進行
修改、或者套用原代碼的一部分來創作新程序。
群體的崩潰
八十年代年代初，Digital公司停止了對PDP-11系列的開發，那時情況發生了巨
變。以六十年代的標准來看，PDP-11系列的體系結構是精巧和強大的，但無法自然
地適應八十年代的技術所允許的更大尋址空間。這意味著，幾乎我們所有的程序，
包括99vS，都一下子報廢了。
在這前不久，AI實驗室的黑客群體已經分崩離析。1981年，從實驗室分離出去
了一個公司，名為“Symbolics”，幾乎雇走了所有的黑客，剩下的群體盛況難再。
Steve Levy編寫過《黑客》一書，這本著作十分傳神地描述了這個群體鼎盛時期的
情況。當AI實驗室於1982年購置了一台新的PDP-11機器時，系統管理員決定使用
Digital的非自由分時系統，而不是99vS。
那個時代的流行計算機系統，如VAX和68020，都有自己的操作系統，但這些系
統都不是自由軟件：即使為了獲得機器碼可執行程序的拷貝，也應該簽署不公開協
議（nondisclosure agreement）。
這就意味著，你開始使用計算機的第一步就是要保證不幫助你身邊的人。相互
協作的群體是被禁止的。專有軟件（proprietary software）所有者制訂的規則是：
“與他人共享軟件就是盜版行為；如果你需要對程序作任何修改，磕頭央求我們吧。”
專有軟件社會系統（即聲明用戶不能分享或修改軟件的系統）的觀念是反社會
的、不道德的、完全錯誤的。這一觀點可能會讓一些讀者驚詫不已。但是，對於一
個基於分裂公眾、使用戶孤立無援的價值系統，我們還能說些什麼呢？對這一觀點
感到難以接受的讀者，可能早已對專有軟件熟視無睹，或者從專有軟件工業的角度
出發才作出了這樣的判斷。這也難怪，因為軟件出版商已經長期為此努力工作，以
使人確信對於這一事情只能有一個觀察角度。
當軟件出版商談到“確保”他們的“權益”，或“禁止盜版行為”時，他們實
際上所說的東西是次要的。他們在版權聲明中真正傳遞的信息卻是他們認為不言自
明的假設，公眾似乎應該不加批判地接受之。現在讓我們來逐條地檢查這些假設。
假設之一，是軟件公司具備無可置疑的自然權力占有軟件，從而有權凌駕於所
有用戶之上。如果這確實是一種自然權力的話，那麼無論它對公眾有多大的傷害，
我們都無法反對。有趣的是，美國的憲法和司法傳統拒絕這種看法；版權並非一種
自然權力，而是一種人為的、由政府強行實施的一種壟斷，以限制用戶拷貝的自然
權力。
另一種沒有挑明的假設是，軟件的唯一重要意義在於軟件可以允許用戶做什麼
——而我們計算機用戶不應該關心我們必須接受什麼樣的社會。
第三種假設是，如果不允許某個公司凌駕於其軟件產品的用戶之上，我們就不
會有任何可用的軟件，或者永遠不會有所需要的軟件去完成這樣或那樣的特別任務。
這個假設一度顯得頗有道理，但是後來的自由軟件運動表明，我們可以創造出足夠
多的有用軟件，而無須加以一連串的限制。
如果我們拒絕接受上述假設，並將用戶置於優先的地位，從普通的、常識性的
道德價值出發審視這些問題，我們就會得到截然不同的結論。計算機用戶應該可以
自由地修改程序以適應他們自己的需求，可以自由地共享軟件，因為幫助他人是社
會存在的基礎。
這裡沒有足夠的篇幅容納得出這一結論的詳細邏輯推理，因此我推薦你閱讀我
們的Web主頁，http://www.gnu.org/philosophy/why-free.Html。
艱難的道德選擇
雖然我原來的群體已經消失，但繼往開來並非不可能，只是我面臨一個道德選
擇。
一條簡單的出路是加入專有軟件世界，簽署不公開協議，並許諾不再幫助我同
事中的黑客。這樣做的結果很可能是我也開發軟件，而且軟件也以不公開協議的形
式發布，從而對其他不願意背叛同伴的人進一步施加壓力。
我有可能由此而發財，而且也從編寫代碼中獲得樂趣。但我明白，在我的職業
生涯結束時，我回過頭來看到的景象將是這些年來築起高牆林立，並將人們分隔開
來，我會覺得自己的一生努力的結果會把這個世界搞得更糟。
在此之前，我已有過接受不公開協議的經驗。當時，別人拒絕向M99v人工智能
實驗室和我提供我們打印機的控制程序的源代碼。該程序缺乏某些功能，打印機的
使用起來極端麻煩。因此，我不能對自己說不公開協議是清白的。他拒絕與我們共
享代碼，當時我非常憤怒。我不可能轉頭對其他每一個人都如法炮制同一作法。
另一種選擇，直截了當但令人不快，是離開計算機領域。如果那樣，我的技能
就不會被濫用，但我的才能仍然會被浪費掉。我個人不會成為分隔、限制計算機用
戶的幫凶，但社會上的分隔和限制依舊在發生。
因此，我要尋求一種解決之道，使我作為一個程序員能夠做些好事。我扪心自
問，我是否能寫出一個或一些程序，能使我所珍視的群體再生呢？
答案很清楚：最急需的首先是一個操作系統。這是開始使用計算機最至關重要
的軟件——有了操作系統，可以做許多事情；沒有操作系統，你連計算機都使用不
了。一個自由的操作系統，會使我們可以再度擁有一個相互合作的黑客群體，而且
進一步邀請其他任何人參與進來。每個人都可以安心使用計算機，而無須變成剝奪
自己朋友權益的同謀。
作為操作系統開發人員，我擁有的技能正適合這項工作。因此，盡管我不認為
成功唾手可得，但是我覺得這是我的天賦。我決定將系統設計得與UNIX兼容以便移
植，同時也便於UNIX用戶的移民到這一新的操作系統上來。我按照一項黒客的傳統
選擇了GNU這個名字，GNU是“Gnu's not UNIX”（GNU不是UNIX）的遞歸同義
詞。
操作系統並不僅僅意味著一個恰好只能運行其他程序的內核。在70年代，任何
排得上號的操作系統都包括有命令解釋器、匯編器、編譯器、解釋器、調試器、文
本編輯器和電子郵件軟件包等等。99vS包括這些東西，Multics有，VMS有，UNIX有，
GNU操作系統也應該含有這些東西。很久之後我看到了以下的詩句，據傳來自Hillel*：
如果我不為自己打算，誰會為我考慮？
如果我只為自己打算，我又變成了什麼東西？
如果現在不動手，還要等到什麼時候？
啟動GNU工程的決定，正是基於同樣的精神。
* 腳注：作為無神論者，我不盲從任何宗教領袖，但有時我不得不贊賞他們中某些
人的箴言。
Freedom中的自由
“free software”這種術語有時會被誤解——事實上它和價格毫無關系。它
的涵義是自由。這是自由軟件的定義所決定的。對於你，某個特定的用戶來說，如
果某個程序稱為自由軟件，那麼：
你擁有運行該程序的自由，而且可以用於任何目的。
你擁有修改該程序以適應你個人需要的自由。（為了在實踐中使這一自由成為
可能，你必須能夠獲得源代碼，因為沒有源代碼而試圖修改程序是極端困難的。）
你擁有再發行拷貝的自由，可以是無償的，也可以收費。
你擁有發行該程序修改後版本的自由，從而使社團可以從你所作的改進中獲益。
因為這裡“free”的涵義是自由而非價格，自由軟件和銷售拷貝之間並沒有矛
盾。事實上，銷售拷貝的自由是至關重要的：把自由軟件收集到CD-ROM上出售對整
個社團都很重要，而銷售它們又是為開發自由軟件籌集資金的重要手段。因此，如
果人們無法將某個程序自由地收集到這些集合中時，這個軟件就不是自由軟件。
由於“free”一詞具有歧義，人們長久以來都在尋找另外的詞來替代它，但直
到現在還沒有找到其合適的替代詞。英語的單詞與單詞之間的細微差別比世界上其
他的語言更多，然而它卻缺少一個簡單明了、沒有歧義的單詞表示自由（freedom）
中的“free”。“unfettered”（除去鐐铐的）也許是詞意與之最接近的詞了。其
他諸如“liberated”（被解放
你擁有再發行拷貝的自由，可以是無償的，也可以收費。
你擁有發行該程序修改後版本的自由，從而使社團可以從你所作的改進中獲益。
因為這裡“free”的涵義是自由而非價格，自由軟件和銷售拷貝之間並沒有矛
盾。事實上，銷售拷貝的自由是至關重要的：把自由軟件收集到CD-ROM上出售對整
個社團都很重要，而銷售它們又是為開發自由軟件籌集資金的重要手段。因此，如
果人們無法將某個程序自由地收集到這些集合中時，這個軟件就不是自由軟件。
由於“free”一詞具有歧義，人們長久以來都在尋找另外的詞來替代它，但直
到現在還沒有找到其合適的替代詞。英語的單詞與單詞之間的細微差別比世界上其
他的語言更多，然而它卻缺少一個簡單明了、沒有歧義的單詞表示自由（freedom）
中的“free”。“unfettered”（除去鐐铐的）也許是詞意與之最接近的詞了。其
他諸如“liberated”（被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