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成為美國的總統，因為我並不在這兒出生。同時，我不能成為中國的總統，因為我的中國話說得不夠好。” —— 王嘉廉（美國《商業周刊》2000/3/6）
從“一鍋端”到“先擒王”
經過媒體一天的猜測，在美國上周四下午傳來了懷利和他所領導的蘭爵管理公司急劇烈改變他們的向CA公司奪權的戰術的消息。
蘭爵管理公司發表公布，宣布修改他們在CA公司的董事會代理權改選投票的目標。從原來的由蘭爵管理公司的十個候選人完全取代CA公司的整個董事會，改變為尋求替換公司董事會董事長王嘉廉和其他三個董事。
這個轉變是在前周五和上周一兩家投資咨詢機構對CA公司董事會代理權改選表態之後作出的。在美國較有影響力的“機構持股人服務公司”ISS（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s Services Inc.） 在８月１０日發表了他們的看法，認為由蘭爵管理公司作為新董事會按照他們的計劃運作CA公司，成功的機會不是很有把握，因此勸喻股東們最好還是投票給原來的董事會。８月１３日，另外一家頗有影響力的、主要向機構投資者提供有關股東投票和其它相關問題的咨詢服務的 “曼哈頓代理權監督公司”Proxy Monitor of Manhattan （該公司近日剛買下“機構持股人服務公司”ISS）也發表了支持CA公司現任董事會的建議。
然而，這兩家公司都猛烈地批評了CA公司，在他們的公告當中對CA公司使用了下面的詞語：“可悲的企業管治”、“損失慘重的2001財政年度”、“疑點百出的會計手段”、“冒犯客戶和虐待雇員”。
“曼哈頓代理權監督公司”在其公告中說：“我們同意懷利先生所指出的，CA公司的股市價值下跌反映出不是單純的高科技投資減緩（的影響），而是同時表明了公司管理層的笨拙與無能。”
“機構持股人服務公司”ISS則在他們的公布中明確地指出，如果懷利不是尋求取代整個的CA公司董事會的話，就會支持他。
在蘭爵管理公司宣布修改他們在CA公司的董事會代理權改選投票的目標為只是驅逐董事長王嘉廉和其他三個他們認為最不稱職的董事後，非常短的時間之內，美國最大退休金管理公司“加爾伯斯”Calpers立即宣布支持懷利整頓CA這家世界第四大的軟件公司的努力。
“加爾伯斯”Calpers公司說，懷利所輸送的四個董事會候選人將會“憑借他們所強調的改善客戶關系，不單只通過並購而且通過內部創新來使得公司得到成長，增加透明度和加強企業管治實踐，使CA公司增加新的精力和能量。”
懷利隨後對記者說：“蘭爵管理公司與投資者、管理界、和客戶深入地討論了我們的關於治理CA公司的全面的計劃，我們認為，大家對我們所提出的所有觀點，都抱有極其肯定的態度。這些投資者非常熱烈地支持一個（由我們提出）少數候選人的方案，認為這會幫助CA公司改進它的表現，使它變得更有創新精神、更以客戶為核心、以及對CA公司的股票支持有者負起責任。
因為股票持有人是CA公司的真正主人，因此我們根據他們的意願而提出了四個能力非常強的候選人來讓他們在投票時考慮。”懷利說，他們獲得了很多的支持去替換整個董事會，但是為了得到足夠的支持票數，必須要爭取更多人的支持，因此對目標進行了修改。
目前，按照估算，CA公司的現任董事會得到大約35％的支持，其中包括瑞士大股東華爾特.海夫納的21.4％、董事會成員擁有的5.9％、以及非董事會這核心雇員擁有的7.26％。（機構投資控股大約占55％。）從這些數字可以看出，懷利必須進行非常艱苦的說服爭取工作。
懷利的蘭爵管理公司提議要替換的四個董事會成員，除了董事長王嘉廉之外的其他三個人是：執行副總裁雅特茲特Artzt（他與王嘉廉一起創辦公司）、董事會老成員Willem de Vogel、和前美國國會參議員Alfonse D'Amato。當被問到為什麼公司的現任首席執行官庫馬Kumar不在被替換的名單之內，懷裡回答說：“這是我們向他伸出的橄榄枝，表示說：‘希望你和我們的四名新董事一道為CA公司做一些好事。’”
懷利的蘭爵管理公司所提議的四名新董事候選人並不包括懷利本人在內，他說：“我們希望推舉出能力最強的、最佳的和最突出的四個候選人，而我自己沒有能夠排上。”
這四名新董事候選人的挑選是經過深思熟慮，瞄准了CA公司現任董事會的缺陷的，同時，不把懷利推選出來，也巧妙地規避開了CA公司、媒體和一些金融機構對懷利個人的一些批評, 這四名董事分別是：
一、司斯.史密斯Cece Smith女士， 她是一家風險投資公司的創始人和投資資金的主要管理人。她曾經是一家銀行的董事和董事長。在財務經驗方面，她曾經是美國著名財務審核公司的審計員，並且後來擔任了懷利在１９８７年以8.4億美元賣給CA公司的大學電腦公司的財務金融主管。她是一位具有非常豐富對公營和私營企業進行財務監督經驗的持證審計師。
二、依利莎白.溫斯特理Elizabeth VanStory女士， 一位獨立的管理顧問。她曾經是兩家互聯網公司的總裁和副總裁，以及另一家公司的市場部主管。
三、理查德.安耐奇Richard Agnich先生， 他去年剛從德州儀器公司退休，此前，他為這家傑出的公司服務了27年，並從1988年到2000年該公司的資深副總裁、書記和總顧問。他同時市德州儀器公司的戰略領導小組成員，在該公司轉化為專注於數字訊號處理和模擬集成電路業務的改革中擔負了重要的責任。他是一家學院的信托小組成員和北德克薩斯州創業者聯盟的主席。
四、史蒂夫.伯瓊斯Steve Perkins先生 他是去年四月被以四十億美元出售給公司的Sterling Commerce 公司的共同創辦人之一。在７年時間當中，他負責把 Sterling Commerce 公司前身的 Sterling 分部的業績從三千五百萬美元發展為二億美元。 同時，他在後來被CA公司並購了的大學計算公司工作了十六年，其間，他參與研發、支持維護、和市場推廣了大學計算公司的三項利潤最高的產品，按照蘭爵公司的估算，這三項產品一直都在CA公司的年度利潤當中占相當重要的份額。
懷利戰果迅速擴大 PMM發出“向後轉”口令
事態的這一變化，使形勢發生了重要的急劇轉變。
作為一家有影響力的投資資詢顧問公司，“曼哈頓代理權監督公司”Proxy Monitor of Manhattan (PMM) 在蘭爵管理公司發表公布宣布修改他們在CA公司的董事會代理權改選投票的目標之後的第二天，立即改變了他們對公司股東們投票的指導，建議他們支持蘭爵公司所推舉的四名董事候選人。
這是個非常戲劇性的、非常引人注目的轉變，因為剛剛在五天之前，PMM公司才發出了要股東們投票支持CA公司現任董事會的建議。
在未來的幾天之內，我們可以看到，Calpers公司和PMM公司對懷利新目標的支持，是否會引起多米諾骨牌式的鏈式反應。如果這樣的情況出現的話，那就是董事長王嘉廉的惡夢。
公開影響懷利作出戰術改變的“機構持股人服務公司”ISS表明，他們正在考慮是否改變他們原來發出的支持CA公司現任董事會的投票建議。
此前，懷利已經表示過，他已經獲得投資人足夠支持，說他已經與數個股東會面，而且各股東的反饋良好，其中包括持有CA公司9%股權的股東、大型金融投資管理機構Fidelity Investments。 （CA公司也說他們獲得了 Fidelity 的支持。）
《紐約時報》7月16日報道，掌握著CA公司680萬股的股票、占有1.7%份額的CA公司第11大股東的Paul.Wick已經明確表示支持懷利奪取權力。
決戰倒計時
距離８月２９日的CA公司年會董事會代理權選舉投票只有短短的兩個禮拜了，事件也以小時為單位地逐漸進入高潮。
兩個月前，６月２１日，懷利公開宣布以他所組織成的蘭爵管理公司（Ranger Governance）的各成員， 在今年CA公司全部董事會成員改選的公司年會上挑戰由王嘉廉為董事長的所有現任董事，希望股東們拋棄在職的董事會而選舉由懷利自己作為董事長的新班子。
懷利的指責
在懷利所領導的蘭爵管理公司６月２１日的關於請求CA公司股東在董事會重選中支持他們替換現任的整個董事會的公布中，突出地列舉了下列的理由來說明他們為什麼要采取這個行動：
一、 CA公司的慘淡經濟表現，在２００1年3月31日結束的過去五年中，對投資人的回報是-11％。 （附圖：２００1年８月１０日的一份股票價值對比圖表。綠色曲線為Nasdaq，紅色曲線為S&P，黑色曲線為道瓊斯，藍色曲線為CA。）
二、 CA公司在財務上耍花招，以便掩蓋拙劣的經濟表現。
三、CA公司一貫虐待顧客，有一個調查表明，46％的客戶說，如果有可能，他們希望終結CA公司的服務。
四、CA公司一貫惡劣對待員工，指出媒體（如《紐約時報》）所報道的具體情況。
五、要以一組高素質的、獨立的董事會成員來使得公司恢復廉正的運作和加速公司的成長。
六、要以一種產品不斷創新和出眾的客戶服務來代替現存的公司的恐懼與脅迫文化。
七、停止公司目前實行的政策以便保證適當完善的董事會監督以及徹底地負起對投資人的責任。
懷利指責王嘉廉等人的管理耽誤了CA發展的大好時機，公司因此錯過了高科技股的飚升，提出現在CA公司30多美元的股價仍是5年前的水平，而其他軟件公司則在同期獲得了171％的平均成長率。
懷利指出，以前的CA公司董事會只是王嘉廉的橡皮圖章，只會忠實地按照王嘉廉的旨意辦事，因此必須改組董事會。
懷利計劃把CA公司分為4個獨立的子公司，由4位CEO各自執掌，分別負責存儲管理、安全管理、系統管理及知識管理軟件的開發。預計其中的前兩個子公司的發展速度會非常快，後兩個則以中等的速度發展。進行分拆管理的原因，是為了增強CA公司在市場中的靈活性，加快新產品開發、迅速物色可並購的新技術，和對客戶的需求作出快速的回應。（懷利提出這麼一個計劃，並非出於空想。他參與創立並且在去年４月份以八十億美元出售給公司和CA公司的Sterling Commerce 和Sterling Software 兩家公司， 就是非常明顯地運用這種管理辦法進行運作的。美國高科技媒介曾對此作過總結。）
同時，懷利也提出將來要讓CA公司的股東們投票取消“毒藥丸”防並購保護計劃。因為防並購的同時，也可能保護了無能的公司管理層，這對於投資者來說是不利的。（CA公司同1990年起就實行了“毒藥丸”計劃，並且在今年六月份把該計劃再延長十年。）
CA公司王嘉廉的反擊
早在6月30日，CA公司就以董事長王嘉廉和CEOKumar的名義，向所有股東發布了一封公開信。信中指出，懷利的聲明是荒謬絕倫而且沒有根據的，其分拆公司的計劃將給CA帶來嚴重傷害。對懷利正在引導的股東對股價不滿的情緒，CA的管理團隊在信中反駁道："如果你在2001年1月2日，在高科技行業處於困境的時候投資CA，你的投資可能已經增值65%以上。有多少家軟件公司能這樣宣布？"CA稱，自1981年12月11日CA股票上市以來，其股價表現好於蘋果、惠普、IBM和英特爾等公司。去年，該公司股價表現優於蘋果、Cisco、康柏、戴爾、EMC、惠普、IBM、英特爾和微軟等公司。CA公司今年的股價已經增長了75%。僅在過去3年裡，通過分紅和股票回購的方式，CA已經向股東返回了超過15億美元的價值，經營收入帶來的現金超過40億美元。CA提醒股東："與很多軟件公司一樣，去年我們也經歷了一段困難時期。但那不能抹殺我們的輝煌業績。自從首次公開上市以來，CA股票的收益已經增值近13000%。"
然而，從上面的CA公司５年股票價值變化對比圖表可以清楚地看出，近年來公司的表現是非常低劣的。至於公司所說的，在今年之內CA公司的股票價格上漲了以上，這只不過是在去年的最後幾天，CA公司的壞消息把股票價值拉到了前所未有的十八美元多一點的新低的原故。王嘉廉等CA公司的領導人卻竟然能夠反過來利用這個可悲的低價來襯托今年的上漲幅度，真是很有創意。同時，一九八一年CA公司上市以後的股票增值幅度累計數字，並沒有什麼值得誇口的實際意義。反而，把五年前與五年之內的表現作一個對比，更加顯出了現任CA公司高層領導的無能。而這個正是懷利所指責的。
王嘉廉：家長、教父和“吃腐肉的禽獸”
王嘉廉對CA公司實行了家長式的管理，他說過，CA公司“這條龍只有一個頭”，因此，CA公司的功與過都會很自然地與他聯系起來。恐怕這也是懷利“打蛇先打頭”而要驅逐他的原因。同時，了解王嘉廉的行為，可以幫助我們明白，為什麼金融投資界的許多機構會贊成從董事會裡面把他換掉。
下面是各個媒體的一些報導和評論。
王嘉廉教父式的管理作風體現在他對待被兼並公司員工的政策上。絕大部分被兼並公司的管理人員在CA公司接手幾天之內就被解雇，普通程序員也大多不能幸免。王嘉廉在解雇程序員上也屢屢創下業界記錄。因此，他獲得了“吃腐肉的禽獸”的稱號。
對於客戶，王嘉廉也同樣毫不留情。CA公司軟件產品的授權政策是出名的嚴格。王嘉廉經常因為用戶違反軟件授權使用協議而起訴客戶，就算是電腦工業界的巨頭也不放過。1992年，聯合電腦把他最大的客戶之一，電子數據系統公司(Electronic Data Systems Corp.)送上了被告席， 控告它違約使用軟件。有一個時期， CA公司成了整個高科技領域最不受人歡迎的公司，幾乎所有企業的IT經理提起這名字就頭痛。在與競爭者樹敵方面，王嘉廉遠遠超過了比爾蓋茨。他在用戶授權方面的斤斤計較使CA公司成為最有效率的賺錢機器，每1美元的營運收入中就有聯合電腦40美分的純利潤。
CA無情的購並策略招來了極大的批評，也使公司形象受損。即使是在成長為軟件業巨頭之後，王嘉廉仍然試圖保持貴族式的、家長制的管理風格。他很少雇傭外人，全靠他的兄長安東尼王管理公司的法律和金融事務。
王嘉廉的強人作風使他的下屬對他惟命是從。他最看重的就是下屬對公司的忠誠。不管是下屬、業界同行還是客戶，誰要是對他個人和公司表示出輕視，他的名字就進入了"黑名單"。王嘉廉尤其痛恨的是從CA公司辭職跑到競爭對手公司去的員工。
運用法律的高手
王嘉廉的職業生涯與法律訴訟密不可分，不知道這是否與他的父親（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他當過中國最高法院的法官）與當律師的哥哥的影響有關。
下面是美國《商業周刊》２０００年三月六日一期的《SOFTWARE'S TOUGH GUY》一文中描述初出道的王嘉廉的職業行為的一個片斷：
“1970年，當時的軟件巨人NationalCSS公司雇傭王嘉廉代表的PDA系統公司做一個軟件項目。不久，CSS發現市場上出現了一個與該公司產品一模一樣的軟件產品，於是控告PDA竊取CSS的技術機密。王嘉廉不僅否認指控，反而起訴CSS誣告誹謗。他請當時在曼哈頓一間有名的律師樓做律師的哥哥為他打官司。
“經過冗長的談判，雙方達成和解，CSS將被仿制的軟件授權給王嘉廉，PDA則需要嘗付CSS的授權費用。誰知王嘉廉在付清第一筆授權費之後隨即申請PDA公司破產，法庭於是判決拍賣軟件授權償還PDA債務。最後王嘉廉自己出價將軟件授權買下，CSS聲明反對，卻毫無用處，因為CSS並非PDA的債權人。CSS的一名執行總裁說，我們花費了大筆金錢打嬴了官司，到頭來卻落得一場空。”
我沒有把美國《商業周刊》《SOFTWARE'S TOUGH GUY》 一文的題目翻譯成中文，原因是，“TOUGH”一詞的中文含義非常復雜微妙。這裡我列出從“桑夏譯王電子詞典”中所查到的譯意：（TOUGH） 惡棍、堅強的、強硬的、艱苦的、堅韌的、粗暴的、強橫的。
文章的副標題是：“查利王（王嘉廉）靠著肌肉打開踏達到頂峰的路，現在他希望得到尊敬”（"Charles Wang muscled his way to the top, Now he wants respect"）。
坦白地說，從形象塑造的角度來考慮，這篇文章給王嘉廉帶來非常沉重的負面影響。我實在無法理解，為什麼王嘉廉會為這篇文章做“配合演出”。據《商業周刊》在內文中說，這期雜志的封面照片，是王嘉廉應他們的要求而穿上晚禮服作狀拍攝出來的。如果CA公司的公關部門有人曾經負責聯系安排這篇文章的采寫發表、以及封面照片的拍攝的話，王嘉廉確實應當重新考慮他或者她的工作安排。
（附圖，王嘉廉在《商業周刊》雜志的封面照片）
下面是媒體的另外一段報道：
“無論是對待客戶還是合作伙伴，CA總是以一種強硬的姿態出現，沖突頻頻發生，最好的證明就是應接不暇的官司和訴訟。有時它是被告，有時它又是原告，以致於CA的對手斷言：訴訟大概是CA最重要的市場手段。雖然在法律戰場上CA一向勝多負少，因為公司管層中有好幾位法律天才，但是勝利的代價也是慘重的。1993年，在一份121名MIS經理的調查中，CA被評為業內最令人憤怒的供應商，尤其是其公司的產品許可慣例和掠奪性的維護和服務價格。1994年的調查中，80％以上的經理認為CA毫無改善。也正是這個時期，CA開始丟失客戶，包括許多大客戶，局勢極為嚴峻。”
人情味後面的銅腥味
有一篇報道做過下面的描述：
“（王嘉廉）作為CEO，他對公司員工都極為親近。作為CA的‘家長’，他希望大家對他不會產生距離。盡管公司已達到6000多人，每年還要新增1000多人，但他還是將每位新員工的名字都輸入自己的電子詞薄中。創業以來，他幾乎干遍了公司的每一個部門，從市場到技術，從財務到傳播，因此他十分了解各個部門。每年4月，他都要重組一次，將人員對換崗位。對於員工他有一種家長般的驕傲。事實上，他對員工的關心遠超過他對競爭對手的關注。在福利方面甚至有點過於慷慨，一流的托兒中心，全是最好的設施，而且費用全由公司補貼。1995年，CA被《Computerworld》列為福利最好的公司之一。王說：‘這是我最引以為自豪和快樂的東西。如果你對投資何處猶疑不定，那麼就把錢投到人身上吧，他們是最好的軟件。’”
然而，《紐約時報》今年３月２０日的一篇報道卻向讀者描繪了情調不同的另外一幅圖畫。這篇報道講述了下面的三個CA公司開除員工的事件：
“Mary.Welch沒有預期到自己會被開除。 ２０００年１月３日，她從公司接到了她的年度工作表現評審，她是一個推銷員。評審裡頭說：‘她的表現超過了對她的預期’。因為達到了‘對部門內和部門外所作的承諾”，所以她得到了一個“突出”的評級。這是在少於一年之內她所得到的第二個正面的評價。因此，在１月１６日被公司開除的時候，她簡直是被嚇暈了，更加讓她不可置信的是，公司告訴她，她是因為工作業績不好而被開除的，因此不會付給她離職費，同時，她的健康保險也被立即終止，除非她自己掏錢付保險費。她立即雇請了律師替她爭取離職費。
另外一個典型的例子是Rick Sokoll 先生， 他從１９８７年起就已經在CA公司裡工作。他講述說，１月１９日，一個他不認識的人把他叫到公司的一個會議室，他的上司的上司在電話的另一頭等著他，他坐下來問了一聲好，對方說：‘因為你的低劣的工作表現，我們決定立即解雇你。人力資源部門會回答你提出的問題。’‘咔嚓’（電話被掛斷）。在離職面談中，我被告知，因為我是工作表現不好而被解雇的，因此我不能得到離職費。
Stan Murphy， 軟件程序員， 他也是從１９８７年起替CA公司工作，一直到今年１月１９日被解雇。代表他的律師說，公司沒有任何文件記載解雇他的原因，只是在解雇他的那一天才寫出一份備忘錄。他的律師說，CA公司在解雇他的時候違反了美國麻省的法律，其中一條是不允許雇主在解雇雇員的三十天之內終止健康保險。此外，Stan Murphy先生現在是五十多歲， 因此考慮控告CA公司因為年齡歧視而解雇。”
按照美國企業的的慣例，成熟的大公司一般都按照勞工法，對於工作表現不理想的雇員，先給予口頭或者書面的警告，同時訂出如何改進工作表現的計劃。如果那個雇員還是不能夠改進他的工作表現的話，才有足夠的理由把他以工作表現不好作為原因解雇。一個經常在勞資糾紛案中代表雇員方面的律師事務所說，對於一家正常運作的公司來說，以工作表現為原因解雇員工而沒有充足的文件記錄的支持，那是極為少見的。
CA公司的勞工手冊上列明，除了因為工作表現的原因之外，被解雇員工從每一年的工齡會得到兩個星期的工資數額的離職費，最少不少於三個星期，最多不超過二十六個星期。
這部分被解雇了員工說，CA公司為了不付給他們離職費，因而把經濟原因造成的裁員假裝成為個別的解雇。他們都采取了法律行動。
關於王嘉廉是世界上年收入最高的公司頭目的報導，全世界的高科技界無人不知。一九九八年，CA公司的三個頭目，一次就獲得了總數達十一億美元的獎勵，王嘉廉占了其中的六億多美元。因此，當我們以此對照他們對於被解雇員工的離職費和健康保險的處理的手法時，就感到不寒而栗。
關於１９９８年CA公司對三個頭目的十一億美元獎勵，投資者進行了集體訴訟，去年１１月，聯邦法庭判決，王嘉廉等三人必須退回差不多其中的一半數額。然而，王嘉廉進行了上訴，他把法聯邦法官的裁決稱之為“荒唐”。
在四月三十日舉行的一次面對編輯和記者的會議上，經過記者的窮追猛打，CA公司的總裁才承認，一個為他們工作了十多年的人被解雇而沒有離職費，可能會有問題，他會叫人復查。然而，對於宣傳王嘉廉了解每一個員工的故事，又怎麼理解呢？
論兼並發展戰略
王嘉廉聞名於業界的發展手段是“兼並”，有統計指出，公司成立以來一共進行了70多次並購。
最大的一次失敗了的兼並，是在某年某月展開的對CSC公司的98億美元的惡性兼並。
金額最大的、也是到目前為止最後的一次成功兼並，就是去年2月份以40億美元從懷利的手中買下Sterling Software公司。
因此，有評論說，這次，王嘉廉很有可能吃了一頓最後的晚餐。
兼並真的是萬能嗎？兼並沒有負面的影響嗎？
懷利用CA公司這幾年來的表現解釋，一個公司除了要注意兼並新的技術，也更要注意從公司內部進行發展。
誰勝、誰負、誰受益
在這場CA公司董事會代理權爭奪戰中，對於公司的投資者、客戶、和員工來說，無論投票的結果如何，他們都一定是受益者。
在CA公司的頭頭以工作表現低劣為理由解雇員工的時候，他們應當明白，為了改進整個公司的表現，同樣的理由對於他們自己也是適用的。
通過這麼一場斗爭，就算是王嘉廉還能夠留在董事會之內，CA公司肯定會發生很大的變化。存在的問題將會得到比較認真的對待。按照懷利的指責，以前，CA公司的頭頭們認為他們只要得到那位掌握著21%股票的瑞士大股東 Walter.Haefner的支持，他們的董事會位置就可以高枕無憂。然而，這次的事件給他們上了深刻的一課，全體股東才是公司的真正主人。公司是股東們的公司，而不是某個人或者某些人的公司，董事會和高層管理者只是在替股東們服務。
懷利：一個失敗者、分享者和“創業者的創業者”
許多文章把王嘉廉稱為“打工皇帝”，這個稱號完全也可以用在懷利的身上。
懷利的父母是一個小鎮的周刊的發行人，懷利和他的兄弟青少年的時候幫助她的父母推銷報刊和招攬廣告。
在懷利進入大學的時候，他請教別人應該學習什麼會有前途，答案是：工程或者商業。他選擇了商業，修讀會計專業。他學得非常出色，因此受到了教授的贊賞。他的一個教授是美國著名的會計學泰斗威廉.巴頓（William.A.Paton）所賞識的一批學術精英之一。這位教授把懷利介紹了給巴頓博士。經過談話了解，巴頓博士決定授予懷利剛設立的第一個巴頓獎學金到密西根大學修讀MBA學位。
１９５７年，懷利畢業以後立即加入IBM公司工作。在那兒，他工作得非常出色，他領導下的一個只有幾個人的銷售辦公室，業績賽過了幾十個人的另外一些銷售部門。接著，當時在大型計算機領域與IBM公司競爭的Honeywell公司把懷利挖了過去。
１９６３年，懷利離開了Honeywell公司，並且創辦了自己的大學計算公司 UCC（University Computing Company），從事計算服務， 主要是購買或者租賃大型計算機（當時還沒有微型計算機，更沒有個人電腦），然後向大學和科研單位提供服務。他說：“我能夠替IBM公司打開市場，我也一定能使自己的公司獲得成功。”
這家大學計算公司在１９８７年以８．７億美元賣給了王嘉廉的CA公司。在經營這家公司的時候，懷利並購了瑞士企業家海夫納（Walter Haefner） 的一家小公司，也因此海夫納加入了對UCC公司的投資。這也就是海富納所掌握的CA公司的股票的最早起源。
後來，在一九六八年，懷利又成立了另外一家叫做DATRAN (Data Transmission)的公司，創造美國第一個數字數據傳輸網絡（主要是利用微波），希望打破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壟斷。但是，按照懷利的說法，因為時機不成熟，這家公司失敗了。他為這家公司投資的一億美元，而海夫納也為這家公司投入了四千萬美元。
在公司的經營過程中，懷利有一次進行了類似“債轉股”的操作，而海夫納認為這是一種違規的行為，因此海夫納把懷利告上了法庭。這事後來在１９７９年得到庭外和解。
也許，我們從這裡可以找到一點為什麼今天瑞士大富翁海夫納 Walter Haefner 會支持CA公司現在的管理團隊的背景。
懷利在1981年參與創立了Sterling Software 公司， 這家公司後來又分出了Sterling Commerce 公司。去年二月份， 這兩家公司分別各以四十億美元賣給了SBC Communication 公司和CA公司。
懷利的創業投資活動涉及非常廣，其中包括石油、探礦、發電、保險、牛排連鎖飯店、風險投資、共同基金管理、連鎖藝術品店。
一個因為懷利向他租用辦公室而認識懷利，繼而參與對大學計算公司投資的股東Ben.Voth（他成為了大學計算機公司的第一任董事長），在回憶過去以懷利的交往的時候，贊揚懷利在他的事業中遵循了經營事業的“黃金法則”。
這個“黃金法則”是：“給予你的同事你希望從他們身上得到的那樣的對待。”（這大概有點類似於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Ben.Voth回憶說，懷利常常這樣講：“你把餅分切成越多份，你就會有越多的餅來切。” Ben.Voth又說，許多人都會講這條“黃金法則”，但是他們在實踐當中卻沒有實行。
另外一個參與了懷利了多項創業活動的Don.Thompson先生，則把懷利稱為“創業者的創業者”。（ Don.Thompson 是大學計算機公司UCC的首席執行官、Bonanza 牛排連鎖店的首席執行官、 Sterling Software 的共同創始人）
據統計，多年以來，一共有三千多人在懷利和他哥哥所創辦和管理的公司當中工作而成為了百萬富翁。
在回答記者的時候，懷利表達了他對中國的看法：
記者問：世界上的其他一些什麼地方令你感到興奮呢？
答：我相信，三個最大成長的地區將會是大中國地區，我指的是大陸、香港、台灣以及南亞地區，隨後的就是拉丁美洲和東歐地區。 中國在１９７８年作出了進入市場的經濟的決定，到現在為止，把國家擁有和計劃經濟轉化為市場經濟已經經歷了很長的過程，中國在這個進程上已經進行得很深入，沒有任何東西再可以改變它。
（這是懷利的一張雜志封面照片）
我們能從中學到什麼
前一些時候，筆者在《中國軟件WTO首戰：旗艦駛進對手渠道》一文中討論了CA公司對中國東軟公司投資四千萬美元，並且有消息說王嘉廉成為東軟第二大股東的事件。
通過這次CA公司董事會爭奪戰的觀察，我們可以看到資本通過控股所具有的無可爭議的力量。同時也看到上市企業游戲規則對原來創業者的鐵面無情，在股權面前人人平等。
相對於1966年就已經出道的、久戰沙場的“軟件鲨魚”王嘉廉，我們東軟的劉積仁董事長只能算是一個稚嫩的少兒。除非是願意把管理權拱手奉送，否則，現在是進行清醒思考的時候了。因為不可能知道協議中的很多細節，所以很難判斷東軟是否已經成為鲨魚的口中之物。平常，大家掛在口邊的“引狼入室、與狼共眠、被狼吃掉”，並非是說著好玩的東西。
CA在國內已有的6家合資公司並沒有像想象的那麼成功。但該公司已經將亞洲地區確定為自己的高成長區域，因此我們應當對這次CA公司改變合資為投資的行動怎樣進行理解呢？最近，王嘉廉和媒體又過這樣的一段對話：
《21世紀》：你已經從CEO的位置上退下來了，但是對亞洲市場這一塊一直是你親力親為的，現在還是如此。這是簡單的"中國情結"嗎？
王嘉廉：我本人親自管亞洲市場已經有六年了。對中國市場的重視從我幾乎隔幾個月要來一趟就可以看出。我們在中國有六家合資公司，但這還遠遠不夠。中國不僅僅是一個軟件消費市場，還是一個制造和技術開發市場。我們剛剛完成和東軟的投資參股，目標之一就是要在中國做軟件出口。
正如筆者在《中國軟件WTO首戰：旗艦駛進對手渠道》一文中所指出的，根據CA公司和東軟所發表的新聞公報，“根據協議”，要求東軟以“獨立的一般分銷模式”來銷售CA產品，這是硬性對東軟規定的責任條款，而王嘉廉先生說的“通過合資合作、謀求與中國本土軟件企業共同發展並幫助它們走向國際市場，是CA在中國市場的長期發展承諾。”只是軟性的意向，是一種司空見慣的市場運作言談，並沒有約束力和實施條款。
從CA公司在中國的六家合資公司的運作狀況和結果，我們應該不難得出一些比較實在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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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參見：Chinabyte-硅谷寄語